郑佳明

　　今天的论坛，组委会给我出了个题目：湘商崛起犹未晚，我看到题目后想改一下，想改为“湘商崛起正当时”，因为“犹未晚”好像有点理亏一样，我们的成语里面讲：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在过去一个历史时代，湘商失去了什么吗？没有。我最近写的一些文章里一直提到：在前三十年，湖南改革开放落后，我们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客观原因，一个是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在第一轮的三十年改革开放中，我们没有政策的优势，也没有沿海交通便利的优势。主观原因：我们是一个内陆的城市，一个农耕的社会，一个革命文化、斗争文化很丰富的省份。但是在前面三十年里，全国是否有内陆省份发展得比沿海省份快的？没有。这说明客观原因是主要的，湖南人在以往的发展中没有失去什么，所以我把标题改成了“湘商崛起正当时”。我们不需要惭愧。

　　为什么说正当时呢？因为现在湘商发展的机会来了，在新的一轮或者叫做新的三十年的发展中，我们的发展是一种转变的发展，是一种升级版的发展，这种发展不是依赖沿海的进出口贸易的方便，不是依赖国家让利和扶持的政策，不是依赖大量的物质要素的投入，而是靠人，靠人的创造力、靠人的智慧、靠人的文明、靠人的解放、靠我们的社会包括我们商会的活力的解放。我们处在一个转型的时期，我们湖南人只要转变过来，就一定可以创造从咸丰年代到1949年一百年湘人同样的辉煌。

　　我昨天还在旧金山，去那里是参加一个纪念黄兴（字克强）先生诞辰140周年的华人纪念会。我在纪念会上作了一个主旨发言。我发言的题目是：当代纪念黄兴的意义。为什么现在要纪念黄兴？我在会上讲到，认识一个人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认识一个时代，更不是一个时代就能够完成的。一百七十多年来，我们中国人急急忙忙地在奔跑，在追赶。前面我们在救亡图存、夺取政权，后面我们又在“继续革命”，巩固政权，再后来我们追求发展，赶超世界。我们什么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地梳理我们的道路，梳理我们的历史，我们还不够深沉。我们在奔跑的时候，常常忘了我们为什么奔跑，跑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纪念黄克强先生，是为了寻求价值；今天在这里讨论湘商，到底有没有湘商？湘商能不能崛起？湘商如何崛起？也是为了寻求价值，看清迷失的方向。有了思想力量，有了价值的力量，就能够让三湘四水，让我们湖南人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更好。

　　20年前，1994年的时候，我曾经访问过美国旧金山，时隔二十年，再到旧金山，最深的感受是两句话。第一句话，在物质方面，我们和他们的差距大大地缩小。但是另一个方面，感觉到我们有些差距在扩大。我二十年前在美国买了一个杯子，这个杯子七美元，加上税是九块，现在我已经用了二十年了。我这次去看，同样的杯子，稍加改进，还是七块，连税是九块，它物价二十年就没怎么涨。我们这二十年的物价涨了多少倍呢？我们在生态文明方面、法治文明方面、科技文明方面、商业文明方面，特别是人的公德、素质方面，和美国的距离并没有缩小，这二十年还拉大了。

　　我在讲湘商崛起正当时，怎么样正当时呢？我们现在有一些有利条件。最大的有利条件就是三中全会。我对三中全会由衷地拥护，三中全会开动了一个大的转型。三中全会要求两个转变，第一转变执政者与人民的关系。新的领导班子上来这么短时间，扭转局面，一个是抓反腐，一个抓是纠风，赢得了各方面的拥护，信任、信心在增加，当然，朝野一致认为，要用法治，要用治理体系现代化来巩固反腐纠风的进步；第二个大的转变是转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要建立一个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从一个半市场经济变为完全市场经济的体制。市场起决定作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建立一个工商社会，一个与传统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迥然不同的社会；就是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与传统权力与等级占主导地位迥然不同的社会。三中全会讲，要实现三个解放，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和解放社会活力。既是目标也是方法。所以三中全会带来的转变是非常大的。我们湖南人走进了这样一个时代，如果我们思想解放，我们领会到其中改革的深意，我们能够大胆地去做，大胆实行三个解放，湖南发展、湘商崛起大有希望。我在海外注意到，李克强总理到湖南大学来访问，我们的新闻报道中提到他说让改革释放出力量。三个解放的体现就是大踏步改革开放。

　　湘商的精神应该是湘人的精神加上商人的精神，湘人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民本主义的思想，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精神，拼搏霸蛮的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务实，踏实的作风。黄克强先生讲求务实、忘我、笃实，这是黄克强先生的了不起之处。湘人还有不怕死、吃得苦等一些非常宝贵的品质。这些品质并没有错，但是这些品质有时代的含义。在我们这个时代，要用这种品质来搞科研、搞科技，用这种品质来进行质量管理，用这种品质来建立新的制度、新的文明，而不是用这种品质来整人、来斗争。

　　我们现在第一个资源是三中全会的资源，第二是历史上那些湘人的精神，他们像灯塔，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在前面照耀着我们。黄克强四十二岁就死了，他去世后不久，蔡锷去世，只有三十多岁，宋教仁去世，只有二十九岁。这样一批湖南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

　　在近代历史上，湘商中的有名者，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救国，这是湘商与粤商、徽商、晋商的巨大区别。今天湘商崛起，仍然要有这样的情怀，同时还要有商业的文明。商业的文明是什么呢？是市场的文明、科技的文明、金融的文明，他反映在人和人的关系方面就是制度的文明、宽容的文明、民主的文明、包容不同意见的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的文明、理性和感性结合的文明。湖南人在这方面、湘商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如果我们把这一轮三中全会以后的全国都在深刻改革的这样一个机会再错过去，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没有关系。

　　湘人与湘商有两种关系，一种是本来就是商人的湖南人，自强自立，要解放思想，奋发有为；二是政府、机关等其他的单位的湘人要为湘商服务。我们要有一种新的湖南的重商主义，我们要有一种新的湖南的重商文明，将来这个世界是取决于经济发展，取决于市场成熟，取决于法制健全，不取决于GDP，不取决于简单的经济效益，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认识到，可以获得无穷的益处。